稷下道家也说德者道之舍，物得以生生（《管子•心术上》）。

这个见解可用在孔、墨、孟、荀诸子，也可用在老聃思想上，但却不合庄子的基本主张。《让王》篇中庄子学派提出一句醒目又发人深省的话：道之真以治身，其绪余以为国家。

该篇虽然是庄周后学之作，但也合乎内圣重于外王的思路。所谓唯道集虚，意指透过心的专一，心灵就能与道结合，道就能落到虚的心境上。故圣人法天贵真，不拘于俗。下面由虚静进而谈《庄子》明的概念。其二，属精神境界的层次。

（参见李德勇，第118－120页）集虚工夫使耳目内敛，任清虚之气出入而无所用心，如是心灵不仅能够明晰透彻地观照外在的事物，如实地认识外在事物的情状，而且能够徇耳目之内通——烛照内在的精神活动。《天下》在介绍庄周的人格特质和学术风貌时这么说：独与天地精神往来，而不敖倪于万物，不谴是非，以与世俗处。夏、商、周，三挑一，他从周，也不是越古越好。

其典型表达是：让哲学家当国王，或让国王当哲学家。然而困境在于，如果举世浑浊，并没光明黑暗可以对着干，你将做何选择？比如鲁国，周礼最多，但当时的上流君子，谁都很无礼：鲁公是大坏蛋，三桓是中坏蛋，阳货是小坏蛋，你该跟谁对着干？ 他这一生，到处奔波，鲁国不行奔卫国，卫国不行奔陈国，楚国他也去过，全都令他失望。人们终于发现，欧洲君主，都是穷兵黩武，极端专制，美好的理想，只存在于哲学家的头脑中。我们要知道，所谓坑儒，未必都是儒，其中还有方术士。

他相信，夫子之言，哪怕一章一节，一字一句，也足以治天下。亚述帝国、波斯帝国、亚历山大的马其顿帝国，还有后来的罗马帝国，都不如它命大祚长。

其实，这是危险的托付。苏东坡，只看他游山玩水，做诗文。[15] 孔子的以德治国，曾经是启蒙时代的福音。真实的中国，让他们越来越失望。

[24] 难怪西人以为，唐人街最能代表中国，拍个《龙年》给你看。地上的国家，还是交法律去管吧。当时的文化融合，物质文化主要是楚文化和秦文化的融合，精神文化主要是齐鲁文化和秦文化的融合。[16] 周宁《孔教乌托邦》，北京：学苑出版社，2004年。

孔子与大一统 古往今来，全世界，统治者治天下，都靠三大法宝，一是国家（管制度），二是宗教（管灵魂），三是学术（管思想）。批判现实，古代是利器，当时的诸子，几乎都用它，谁都以古非今。

柏拉图，一怕暴君，二怕暴民。[12] 司马迁作三十世家，是以《孔子世家》与《陈涉世家》并列，他称陈胜为陈涉（涉是其字），属于尊称。

港台武打片，杀入好莱坞，很让国人自豪。近代，国人目睹西方用武力传教，才有把儒学变成世界宗教（或准宗教）的强烈冲动。这是学者和政客的不同。其禁书、焚书，也和清初类似，只是为了消除民族记忆。这两大用途，也可以说是一个用途，用道德治天下——不但救中国，而且救世界。轴心时代的先知、哲人和宗教家，全都难逃此劫。

但他们离现实越近，离理想越远。古代的理想主义，往往是复古主义，道理很简单。

知识分子心明眼亮，比谁都专制。[15] 上引Leonel M.Jesen的书。

他不但恢复了法国的教会，还请罗马教廷加冕他为皇帝。[13] 注意，太一是道的别名，既是哲学本体，也是宇宙中心。

他举《论语》的许多名言佳句为例，说光是一个信字，已经足够。太中不算，太西也不算。孔子，地位虽高，和百姓有距离感，他们是敬而远之。[14] 西文，Confucianism，既可以是儒家，也可以是儒教，就像Taoism，既可以是道家，也可以是道教。

古迹、古物和古书，祖宗留下的东西越来越少，就像大熊猫，应该抢救保护，我完全同意，但说发扬光大，那就过了。我在香港的体会是，越是殖民地，才越讲国粹。

中国近代争体用，老是喜欢说，西洋科技好，中国道德高。[20] 王国维《致首野直喜》（1920年）：世界新潮澒洞澎湃，恐遂至天倾地折。

共同点，只在不满现实。文雅的说法是干卿底事，不文雅的说法是关你屁事。

半部《论语》可以治天下吗？ 孔子最神气，是宋以来。崔述，顾颉刚推崇的崔东壁先生，他就说过： 孔子答门弟子问政多矣。不发达国家得的晚，一般都是急症。他的墓在西雅图，我吊谒过两次，截拳道，号称道，以无限为有限，以无法为有法（墓上题辞），然而，他却死得早。

孔子的因祸得福 校园里有句名言：学生是靠老师出名，老师是靠学生出名，但归根结底，是老师靠学生出名。战国晚期，儒学是显学，韩非这么说（《韩非子•显学》）。

唐虞盛世，过于遥远，他夸归夸，并不追。国学和国粹，从骂祖宗到卖祖宗 80年代骂祖宗，90年代爱祖宗，现在的时髦是卖祖宗，就像脱了棉袄换单衫，气候变了。

孔子的神圣受到挑战，是到了五四运动。我所认可的国学大师，都是以新材料、新思想或新学术改造旧学的大师。